一个正派的社会，不会强迫别人做圣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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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来的思想界有一点小热闹。从杨绛去世，扯出如何评价钱锺书夫妇生前的“默存”，再到激烈争议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权，其道德责任何在，这场久违的争论似乎尚未结束，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非，混沌一片。我本来只是想做一个沉默的看客，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研究者，我的专业本能逼迫我不得不说几句，以试图澄清争论中的一些雾霾。

面对社会不义，知识分子是否有权保持沉默，他的道德责任何在？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，从永恒的原则出发答案不言而喻，知识分子的本性决定了他天生就“应该”是普遍真理的捍卫者，社会不义的批判者。然而，这种“应该”的道德责任是否可能，如何可能，却不是一个不正自明、有统一标准答案的常识，而是具有内在紧张、冲突和悲壮的实践困境，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，才能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，倘若挥舞一条天然正当的道德大棒横扫士林，必定会误伤贤良、连累无辜。

知识分子是否有沉默的权利？在法律上说毋庸置疑，连嫌疑犯都有保持沉默的权利，何况知识分子乎？问题仅仅在于，知识分子面对社会不义保持沉默，其在道德上是否正当？还是有德性上的亏欠？

对某个具体的人物、具体的知识分子群体，假如要做道德审判，第一条原则，必须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。任何抽离历史语境的判决，都是无效的、空洞的、乃至冷酷的。

沉默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，乃是指不受强制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，它属于天赋的、人人都拥有的、自然正当的权利。但自然正当，不等同于道德正当。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权利，指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愿性选择。一旦意志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之下，而被迫选择沉默，虽然这一选择是“自觉的”，却不是“自愿的”，只能说是“不自由意志”的“不得已”选择，其道德意义也因而变得复杂。

沉默的道德意义，有三种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：

第一种在自由社会，虽然有宪法和法律所切实保障的言论自由，一些公民（包括知识分子）面对社会不义，依然缄默不语，态度冷漠，不闻不问。虽然他们在法律上有此自然正当的权利，但因为是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，在道德上无疑是有瑕疵的。尤其是所发生的不义，与自己的生活情境有密切关系，对自由人的道德要求无疑要更高，比如，政府通过了一个违背公众利益也包括你个人利益的法令，你明知不必付什么代价，却不愿参与公众的抗议活动，只想不劳而获，搭便车，这种沉默既是一种政治冷漠，也是道德上的自私，理该受到谴责。

第二种是在非常年代，运动之势，雷霆万钧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高压之下，强迫人人表态，互相揭发批判，连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。在众人争先恐后上台表态、呼喊口号的时候，倘若有人在红色潮中悄然隐身，做一个沉默的“逍遥派”，虽然算不上什么高尚的美德，也是要有一点洁身自好勇气的。在那个年头，不人云亦云，不落井下石，不揭发批判老师、同事，是很需要一点内心的定力与良知的。

将钱锺书与冯友兰比较一下，就明白了什么叫云泥之别。同样面对江青的恩惠，一个是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，另一个是写效忠信表达感激涕零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尚未发现钱锺书夫妇有揭发批判别人的历史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，都知道那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。当沉默的权利也被剥夺的岁月里，张志新、顾准、林昭固然了不起，但像钱锺书这样有所坚守，有所不为，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。钱锺书常常让我想到魏晋时代的阮籍。“竹林七贤”众杰，个性刚烈的嵇康被杀，世故的山涛入仕周旋于权力场中，而阮籍则退隐山林明哲保身，司马昭提出要与这位大名士结儿女亲家之好，阮籍大醉六十日以示拒绝。阮籍、钱锺书虽非道德英雄，却是有所不为的狷者，是黑暗时代中的正派人。他们在“不自由意志”之下，做出的是虽非英雄、却不无自尊的自觉选择。

▲ 钱锺书杨绛夫妇

第三种是在威权社会，比如两蒋时代的台湾，不像非常时代那样强迫人人表态，有一定的言论自由，却又不完全；沉默的权利是有的，甚至沉默为当权者所默许与鼓励，社会的沉默与政治的威权构成了某种默契的同谋。然而与非常年代一样，知识分子的议政需要有道德的勇气与担当。于是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，便成为了“不自由意志”下的不得已选择。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发声固然是道德担当，沉默就必定意味着道德亏欠吗？

依我之见，对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态的道德诊断，必须置于一定的历史语境，而对个别具体人物的臧否，更需要审慎。道德评判最适用于“自由意志”下的自由人，对于“不自由意志”下的不得已者，抽象的道德原则不过是削足适履、强人所难。在非常年代，洁身自好只是少数，沉默反而彰显出正派的低调美德；在威权时代，”沉默的大多数”既非美德，也非失德。道德对于“不自由意志”所作的不得已选择，往往包含合乎情理的斟酌与宽容。因为人不是天使，亦非魔鬼，人性中有圣俗二元性，既然道德审判的不是天使，而是凡人，那么道德尺度必须符合人性。

从柏拉图、阿奎那到19世纪俄国、法国的知识分子，都以上帝或普遍的正义化身自居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，社会舆论对其人性的期待会更高，即使到了世俗年代，知识分子成为了与鞋匠同样的职业，而非某种精神象征，社会对他们的道德依然有所期待。因为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，这一特殊的职业过去是神圣的，担当天命的，现在依然要求其有道德的担当。因此，民众中“沉默的大多数”令人习以为常，知识分子中“沉默的大多数”便引起了争议。

道德上的沉默，是否意味着就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？

对政治冷漠，对不义保持沉默，似乎都可以扫入犬儒主义的垃圾堆，那似乎是一批“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”。然而，被归入犬儒的知识分子，据我的观察，有真伪犬儒之分。“真犬儒”是一批价值虚无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者，在他们内心深处，拒绝一切道德的善恶和价值的是非，一切皆是虚无，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唯一真实的；为了一己之私利，怎么干都行；不要与哥讨论正义、良知，神马都是浮云！如此“没头脑”的犬儒主义者，都是一些精致的或粗鄙的利己主义者。平时奉行低调的、沉默的生存策略，一旦环境险恶，为了自保，不惜随波逐流，应声附和，甚至参与作恶。

然而，混迹在犬儒大军中的，还有一批“装睡的”清醒者，是为“徦犬儒”。他们内心有自己的良知，有明确清晰的是非善恶，只是缘于各种主客观原因，不敢、也无法站出来说话，只能成为迫不得已的沉默者。于是“外圆内方”成为他们的生存策略，场面上说一些自己也不相信、甚至鄙视的套话，重压之下也偶尔做个把违心之事，晚上回到家更深夜静之时，尚存的良知会出来折磨，让自己痛苦一会儿，需要找一两好友借酒消愁，或者找机会弥补自己良心的亏欠，偷偷给受害者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这样的“假犬儒”，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相当普遍，公平地说，可能还是“犬儒”中的大多数。

▲ 陈寅恪

陈寅恪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“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”的人格精神典范。然而，从表面观之，似乎他也不外乎一位“犬儒”。经历了三朝风雨，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抗议社会不义，唯一的例外，是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园守护学术自由。陈寅恪所体现的道德，不属于康德所说的“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”，而是“理性与勇气的私下表达”。表面来看政治上的确“犬儒”，但在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有自己的风骨，守得住道德底线；不屑“有所为”，但必定“有所不为”——其实，钱锺书何尝不是如此？

讨论到这里。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：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刷自己的存在感？知识分子首先是知识的存在？还是道德的存在？

不同的知识分子，对这一问题，有不同的自我理解。在上个世纪之交，曾经有三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大儒季羡林、王元化和李慎之，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路向的精神象征。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、为学术而学术，为求知而求知，成为博学鸿儒的为学楷模。王元化和李慎之同为启蒙领袖，民间有“南王北李”之称，但启蒙方式颇有异趣。王元化深感八十年代学风浮躁，只问主义，不屑问题，故到九十年代提出“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”， 继承的是“五四”理性主义传统。他如同清代的戴震，义理考据并重，赋予“尊德性”以“道问学”的基础，化启蒙理想为深厚的学理。李慎之继承的是“五四”狂飙传统，深感九十年代士林人格委靡，失去批判激情。为了鼓舞士气，指点方向，他以一己之道德实践，试图身体力行，杀出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血路。元化潜思，慎之热忱，道相同而路相异。这不仅是两位启蒙大师的分野，也是追随其后的启蒙知识分子们不同的努力方向。

三位学界大儒，季羡林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在，李慎之更看重道德的存在，而王元化则是知识与道德并重。即使是道德的存在，李慎之是积极地有所作为，而王元化则是低调的有所不为，紧紧坚守为人的尊严。

▲ 从左至右：季羡林、李慎之、王元化

三位学界大儒，孰高孰低？基于对知识分子不同的自我理解，相信各人有自己的理解。对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，需要有人“为生民请命”、“为万世开太平”，担当道德先锋；也需要有人“为天地立心”，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替中国文化守住一线命脉。以道德衡量之，似乎前者价值最高。但倘若知识分子徒有烈士之悲壮情怀，缺乏深邃的思想与学理支撑，如此的道德勇气也只是沙滩上的巨塔。何况道德实践在现代社会，并非知识分子一家之专利，而是公民的普遍属性，作为知识分子公民，他的道德实践，最好具有深刻的专业背景，避免成为空头道德家，诚如王小波所说：“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，成为思维的精英，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。”

在“不自由意志”之下，知识分子的选择首先是不作恶，有所不为，守得住自己的道德底线。沉默未必是金，但也无可厚非。道德对“不自由意志”下的迫不得已者，有一定的斟情权，对随波逐流的作恶者从严，要求“枪口抬高一寸”，担当作恶者该担当的罪责；而对洁身自好的沉默者从宽，予以合乎比例的同情性理解。

“自由意志”下的选择有较高的道德责任，而“不自由意志”下的选择，只有有限的、底线的道德伦理。道德这个玩意儿，不是用来谈论的，而是用来实践的。与其成为空头道德家，不如自我践行，以一己之风范激励士林，改变风气；不能作为底线道德苛求众人，哪怕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同仁。而道德的实践，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。政治的沉默，未必意味着知识的沉默，长时段的思想启蒙，道德价值未必就在壮烈情怀之下。地火的运行，是一般心浮气躁者所难以洞见。

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，比沉默更可怕的，反而是一种相互残杀的戾气。自己不敢直面不义，就将勇敢发泄到同样是弱者的同道身上；或者以为自己够勇敢了，以一己为尺度，强迫所有的人、特别是比自己活得好的人要更勇敢。处于安全的道德高地之人，更容易不自觉地产生此类道德强迫症。古今中外，莫不如此，尤以今日中国为甚。

一个正派的士林，是对沉默既有深切的反思、又有同情性理解的共同体，对沉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，又不对任何人轻易下超乎情理的道德拷问。因为我们都不是上帝，都是有人性弱点的凡人，即使是上帝，对子民也充满怜悯之心，理解人（即便是多读了几年书的知识分子）不同于神，有英雄圣人的豪迈，也有凡夫俗子的可怜。对凡人提出类似神的圣人之德，本身就是魔鬼的苛求。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践行圣人之德，但在一个正派的社会里面，不可被强迫成为圣人——不管这一强迫来自何方、何种名义。

我永远谨记，比抽象的道德原则更值得尊重的，是人的价值——每一个活生生的人——他的生命、尊严、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性脆弱。其实，正如帕斯卡尔所言，即便是知识分子，也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而已。

【注】本文原标题为《不一样的沉默：也谈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》

【作者简介】

| 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，著名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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